后来，我母亲告诉我说，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显得垂头丧气。事情并非确实如此，相反，我是为这秘密而冥思苦想。在这种时候，一事不干，内心是奇异地心安理得和平静。它总会这样或那样地使我从我所有的一切怀疑里挣脱出来。每当我想到自己就是石头，矛盾与冲突便停止了。“石头是没有不确定性的，也没有想沟通的冲动，千百年过去了依然一成不变，”我会想道，“而我只是一种会消逝的现象，爆发成各种各样的情感，就跟火焰一样，很快地亮了起来，然后便熄灭了。”我不过是我的各种情感的总和，而我身上的那个“别的”却是那不受时限的、永不毁灭的石头。
    那时候，我父亲所说的一切还激起了我的深切的怀疑。我一听到他做有关上帝恩惠的布道，便总是想到了我自己的体验。他所讲的一切听来显得陈腐而空洞，就像讲一个道听途说而来的可自己又不很相信的故事一样。我很想帮他的忙，可是却又找不到办法。此外，我很怕羞，不敢告诉他我的体验，也不想插手他个人的急务。我觉得我自己一方面年纪太小，另一方面又害怕使用“第二人格”给了我以启示的这种权力。
    后来，当我长到十八岁时，我与父亲进行过许多讨论，总是偷偷地希望能够让他懂得有关天恩的奇迹，从而帮助他减轻良心上的各种痛苦。我深信，要是他执行了上帝的意志，一切便会变得最好不过了。但我们的讨论总是不变地以不愉快结束。这些讨论刺激了他并伤了他的心。“哎，胡说八道，”他总是习惯地说道，“你总是要去想。一个人不应该去想，而是要信仰。”我便会想道：“不对，一个人必须体验了才能懂得。”但我嘴里却说道：“那请把这种信仰给我吧。”于是，他便会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转身走开。
    我开始交起朋友来，他们大多是些出身淳朴的、腼腆的男孩子。我的学习成绩好起来了。在尔后几年，我甚至成绩名列全班榜首。然而，我观察到，成绩低于我的同学妒忌我并抓住每一次机会，尽力想赶上我。这使我感到很不愉快。我讨厌一切竞争，而要是有人玩起太富竞争性的游戏，我便会拒绝参加。此后，我的成绩名列班里第二，并发现这更使人觉得愉快。学校的功课，由于我不想通过竞争而使之变得更为困难，因而变得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有不多几位老师对我表示了特殊的信赖，这些人我至今满怀感激地记在心里。我怀着极大的愉快回想起的一位老师是拉丁语教师。他是个大学老师，是个十分聪明的人。碰巧，我六岁就学了拉丁文，是我父亲给我上的课。于是，这老师便不让我坐在班里听课，而是经常让我上大学图书馆去给他借书，于是我便高兴地一头扎进书去读了起来，并在回去的路上尽可能地把时间拖长。
    大多数老师认为我既愚蠢又狡猾。学校一有什么事出了差错，我便成了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要是什么地方吵起架来，我便被认为是挑动者。但实际上，我只有一次卷入到吵架里去，而正是在那一次，我才发现我的一些同学对我抱敌对态度。其中有七个埋伏起来等着我并突然对我发动攻击。那时候我已长得又高又壮了我那时已经十五岁并很容易火冒三丈。我突然发起怒来，抓住了其中一个男孩的两臂，把他甩得团团转，用他的两条腿把其余几个打倒在地。老师们查清了此事，但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自己受到了某种在我看来是不公正的惩罚。从那时候起，我便无人理睬了，也再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招来敌人并被人不公平地指责实出我意料之外，但不知怎的，我却觉得这并不难理解。我因之而受到了指责的每一件事刺激了我，不过我却无法否认对我的这些指责。我对自己知道得实在太少了，而我所知道的这一点儿又是如此矛盾重重；扪心自问，我实在无法否认任何的指责。说实在的，我良心上总有一种负罪感，并意识到有实质性的和潜而未发的种种过失。由于这种原因，我对别人的责备就特别敏感，因为所有这些责备都或多或少地击中了要害，点到了痛处。尽管我实际上并没有干被指责说干了的事，但我还是感到，我是有可能会干这种事的。我甚至还开列了一张表格，上写种种托词，以备万一我被指责干了什么事。要是我确实干了什么错事，我便确实感到如释重负。这时候，我至少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心有愧。
    “那么那个预言给没给你什么合乎情理的答案？”我问。
    他犹豫着。“噢，这个，是的，你这样说也行。”这个话题显然令他不舒服。
    过了几年，我用芦苇做了实验后，《变化》一书附带威廉的评论出版了。我马上弄到一本，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威廉在有意义的联系问题上的观点与我大致相同。但他知道这方面的全面材料，因此，可以填补许多空白之处，而我对此却无能为力。威廉来苏黎世时，我得以有机会大范围地讨论该问题，我们也谈了许多中国哲学和宗教问题。他对中国思想所知甚多，这样他跟我的谈话使一些我感到非常困难的问题都得以澄清，这些问题是欧洲式潜意识强加于我的。此外，我跟他谈到我对潜意识研究的一些结果，这未使他感到惊讶；因为他在这些结果中已认识到一些事情是他认为中国哲学传统独自拥有的东西。
    威廉年轻时曾为传播基督教去过中国。在那里，东方的精神世界为他敞开了大门。威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宗教精灵，他对事情有着不被迷惑、颇有远见的目光。他有种天赋，即在聆听一个一步步启开的陌生思想时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能够实现那一情感上的奇迹使他将中国的知识珍宝引进到欧洲来。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有一次竟对我说，“我没给一个中国人洗礼，这真是太叫我欣慰了！”尽管他具有基督教背景，但他却不能自已地分辨出中国思想的逻辑性和清晰性。用“影响”一词描绘在他身上产生的结果是不太恰当的，可以说他被征服了，被同化了。他的基督教观点已经退居到背景中去，当然并未全部消失。它们形成一种精神积淀状态，一种道德上的附加条件，后来这一条件产生了致命结果。
    在中国时，他有幸拜见过一位老派哲人，这位哲人因当时的革命运动被驱出内地。这位哲人名叫劳乃宣，他向他介绍了中国瑜伽哲学和《变化》中的心理学。正由于这两人的合作，我们才得以有了附带精辟评论的《变化》一书的译本。这本东方最深刻的著作第一次以生动可懂的形式被介绍到西方来。我以为，这是威廉最重要的成果。十分清楚而丝毫不会弄错的是，他的思想是西方式的，而在其对《变化》的评论中，他已表现出对无可匹敌的中国心理学的某种接受。
    当翻译完最后一页，出版者的初样出来后，这位年迈的劳乃宣大师却去世了，仿佛他的著作业已完成，他已把古老的、行将灭亡的中国的最后一个音讯传到欧洲，而威廉确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弟子，他将老哲人的心愿实现了。
    我见到威廉时，他不仅在写作和说话上，连举止看上去都完全像个中国人。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一步步深入到他的内心深处。他一回欧洲，便立即参加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的教师队伍中去。但不论是他在教学工作中还是在给一般人开讲座时，他看上去都能感觉出欧洲精神的压力。基督教观点和思维模式开始稳步走向前台。我去听了他讲的几次讲座，结果这些讲座跟传统布道几乎别无二致。
    这种朝过去的转变在我看来有些缺乏理智，因而是危险的。我将此看作是重新被西方的同化，所以我觉得，作为同化结果，威廉内心里一定发生着冲突。我想，由于这是一次被动的被同化，即是说，是一次对环境影响的屈服，因此会产生出相对而言即是潜意识冲突的危险，一种他身上西方和东方精神之间的抵触。我假想，倘若那种基督教态度开始时让步于中国影响的话，那么，逆转方向之事现在很有可能正在发生：欧洲因素有可能再次占东方因素的上风。如果这样变化过程发生时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有意识的努力去加以诠释，那么，潜意识中的冲突就会严重影响其身体健康状态。
    听了他的讲座后，我曾试图让他注意威胁着他的危险。我说给他的话是：“我亲爱的威廉，请不要误解我的话，不过我有种感觉，就是西方的东西正再次拥有你，你对你那次将东方介绍给西方的旅行变得越来越不忠诚了。”
    他回答说，“我认为你说得对这儿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强烈地攫住我。可又能怎么办呢？”
    几年后，威廉作为客人来到我家，他的身体由于变形虫痢疾病的侵扰已经垮了下来，这病他20年前就患了。后来数月里，他的情形每况愈下。后来，我听说他住院了。我到法兰克福探望了他，眼前却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医生们还没有失去希望，威廉也谈及着等病愈后想实施的一些计划。我和他一起享受了他的希望，但我却有所预感了。那会儿他跟我吐露的一些话更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在他做的一些梦里，他再次到荒芜无尽的亚洲广旷大草原那儿去了一趟他离开过的中国，他正找寻着中国留给他的问题的答案。那一答案在他那儿已被西方笼罩死了。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却没有能力找到答案了。他的病又拖了他几个月。
    直到他临死前几个星期，我已经好久没听到他什么消息，我刚要睡着，却被一副幻景给猛地撼醒：在我床旁，立着一位身着一袭深蓝外衣的中国人，双手合十插在袖里，他在我面前深鞠一躬，好像希望给我一个消息，我知道这很说明问题。那幻景特别清楚，我不光看到那人脸上每条皱纹，还看到了他棉衣服上的每根棉线。
    威廉的问题大概也可被视为是意识和潜意识之间所做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