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不愧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大奇书，因而“水浒”问世本身就是中国文坛的一大盛事。但尽管它是奇书，却又不是名正言顺的奇书，因为中国的奇书天经地义地被认为是儒家“四书”、“五经”，程朱理学，再就是充满道学气、儒家气的以“载道”、“传道”为宗旨的诗文词赋，小说不过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乃引车卖浆之徒之所操”。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它既然有存在的理由，也必然会去争取发展的权利。《水浒传》亦是这样，它既然敢于问世，就敢于让世人去接受他。从李卓吾拍案高呼“水浒”乃发愤之作，到叶昼的不同凡响的评点，再到金圣叹颇具真人气息的奇谈怪论，《水浒》这部野语村言真是越来越奇，越来越怪，怪到须由政府封杀，列为禁毁一类，且倡言“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
    毫无疑问，金圣叹读批《水浒》是中国文学史最具特色的评点之一，由此而招致的赞誉、诋毁也可谓铺天盖地，对于其是非功过的争论丝毫不亚于高鹗续《红楼梦》。金圣叹读批《水浒》在以下几点令人赞叹不已。
    首先是批文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惊世骇俗的思想见解。这些思想见解具有鲜明的近代甚至现代意义和特色，因而在暮气十足的晚明清初，不愧开风气之先，说他超越时代也毫不过分。金圣叹一生大半在晚明，这时是中国反理学的异端思潮泛滥时期，李卓吾、叶昼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生性好奇的金圣叹对李卓吾的学说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他的处世为人与李卓吾也颇有几分相似，说他们是同一道上的人，相信不会有什么疑义。基于此，金圣叹身处物换星移、改朝易代之际，饱尝家国不幸之痛，又遭遇文化的转轨重建，旧有的文化模式面对着怵目惊心的社会政治风暴，必然要接受严峻的挑战。
    作为思想上的先驱者和文化上的敏感人，金圣叹与同时期的顾炎武、黄宗羲不约而同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弊病，倡言隐约朦胧的民主理想。他的思想与顾炎武的恢复清议、黄宗羲的学校议天子是非鼎足而立，应得到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