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以一位贤惠的妇女作象征，在自由、公理等许多不同的幌子下，得到豪华风雅的著名人物竭力粉饰的文明，却极其卑鄙地对待有血有肉的妇女，并无耻地侵犯她们的风化、贞节和生活的时候，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讽刺。
    胡志明
    《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
    骂越南妇女是娼妓、猴子，这对法国人说来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胡志明
    《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
    这本书所讲的活生生的事情，大部分尚不为人知。作为美国军事人员，亨利·莫尔一九五四年在印度支那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就随同“游击战专家”兰斯代尔上校从菲律宾来到了越南，并在那里度过了十几年的光阴，与当时美国大使馆的译员赫利尔一起被称为“越语通”。西贡陷落之前，他回到了美国，然而已经永远失去了左眼。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五年他又作为自由记者多次重返越南。
    二十多年的亲身经历及内心的深刻反省，使这本书在当前有关越南战争的书籍和研究著作比目皆是而又流于统计数字的情况之下，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
    有许多人认为那不过是一场没有任何价值的“肮脏的战争”，数以万计的美国人丧生在那些遥远的热带森林里，大量的美元和物资投入到毫无意义的地方，但是最后不得不承认我们输去了那场战争。
    美国人卷入越南一事主要不是或多半不是逐步地、偶然地陷入无法预测的泥潭。它主要说明美国为什么不让共产主义用武力夺取越南是极为主要的。
    国际上对“丢失”（越南）的反响是他们要说明越南的重要性的最有力、明确的理由。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印度支那的重要性是根据法美关系和华盛顿旨在把法国重建成未来欧洲安全中心的愿望来衡量的。在冷战处于高潮以后和在中国失陷以后，法国在印度支那失败也被看成是遏制政策的失败。在艾森豪威尔时代，印度支那变成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试验场所”和著名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基础，根据这种理论，印度支那的陷落将导致美国在整个地球的安全日趋恶化。
    实际上，从杜鲁门到尼克松，没有一个总统谋求在越南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他们实际上也没有被关于进展情况的乐观报告所蒙骗，他们的战略是“坚持下去，以期他们的继续下去的意志……会使共产党人软下来。”每一位总统所做的基本上是他认为在他任职期间防止共产党获胜而必须做的最低限度的工作。越南悲剧的一部分在于：我们在总统们准备提出的妥协永远不可能导致战争的最后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