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克里姆林宫的忧愁中国的反苏战略到在北海道上空的不幸事件发生，经过了漫长的路程。虽说漫长，也顶多是几年；而在这段岁月里，历史却发生了频繁得出乎意料的一个接着一个的大事件。毛泽东死后中国的世界战略是一清二楚的。这战略就是结成全世界的反苏统一战线，在国内千方百计实现现代化路线。现代化的目标，归根结底，也集中在增强对苏防御力量上，所以，不妨说中国的内政外交一切都是从反苏出发的。中国深恶痛绝地咒骂苏联是“阴险毒辣的社会帝国主义”、“当代纳粹”。克里姆林宫则回敬说中国是“反苏反共歇斯底里”。中苏对立已经取代五十年代的美苏冷战，成了世界上最炽烈的新冷战。中国反苏战略的第一个大成就，是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一九七八年十月，中国副总理邓小平来到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互换批准书的仪式。在欢迎晚宴上，他说：“这个条约将沉重地打击霸权主义。”这就是明确地说，中国方面缔结日中条约的目的在于实施反苏战略。就象是向莫斯科夸耀已把日本纳入了反苏阵营似地，张副总参谋长一行访问了东京。那是互换批准书仅仅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正式的名义是，在前往墨西哥访问途中顺路作礼节性访问；可是，中国高级军人战后第一次访日无疑给了莫斯科很大的心理上的打击。苏联当然对日中条约的缔结大为恼火。柯西金总理公开表示不高兴，说“这个条约是以反苏为目的的军事同盟”。而另一方面，当时，苏联已经连续十年多增强军事力量，并且在这个背景下向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也门和阿富汗等国家进行扩张。对此束手无策的华盛顿，则认为日中条约符合西方的利益，是莫斯科的损失，因此表示欢迎。它断定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如果同中国的人力资源结合起来，就会在远东筑起一道巨大的抵御苏联的堤坝。为苏联增强军事力量和向第三世界扩张而焦虑不安的美国，已经不再是从前那样可以全面依赖的巨人了。它正在把有限的力量倾注到防守它的故乡“欧洲”和石油供应地中东上。对于华盛顿的“由亚洲人自己保卫亚洲”的大方针来说，日中条约的缔结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得到美国支援的反苏防波堤在远东出现，是一场恶梦的开始。因此，从日中条约谈判前后开始，苏联军用飞机和军舰异常接近日本列岛的行动显著起来了。譬如在一九七七年年关将临的十二月二十三日，一架TU16接近飞行到了能登半岛海面八十公里附近。从喷气式飞机的高速度来说，这是仅仅几分钟就可以飞到日本本土上空的极近距离。它的主翼下面，卖弄似地挂着最新式的AS6空对舰导弹。这种导弹的威力大到命中一枚就可以击沉一艘三十万吨级油轮。而且，这架飞机在高度二百米以下的超低空作异常接近飞行，露骨地表示了攻日本方面雷达之不备的意图。大约一年以后，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初，这次是TUI6侵犯了北海道礼文岛海面的领空。自卫队三次用俄语发出警告，但是，TU16不作任何答复，调转机头飞走了。这些是许多事例中的两个事例。由于苏联频繁地侵犯领空，航空自卫队飞机紧急起飞的次数竟多到了几乎一天一次的程度。而且，苏联海军在日本近海、示威行动也明显起来了。一九七七年夏夭，两艘罗普恰级登陆舰绕日本列岛航行了一圈。这是一种令人骚然不安的大型登陆舰，本是用来载运海军陆战队到敌国本土登陆的。到第二年六月，当时的自卫队统会幕僚长会议议长发表谈话说：“苏联在择捉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登陆演习。”日本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就象是进行追击似地，统会幕僚长会议议长又突然发表了令人震惊的谈话，说：“如果受到奇袭攻击，自卫队可能采取‘超越法规的行动’。”由于违反了职权规定，统合幕僚长会议议长被撤换了；可是，不能否认，这两次谈话逼迫国民重新认识苏联的军事威胁了。苏联增强军备，不仅仅限于日本周围。在统合幕僚长会议议长发表谈话以后几个月，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发生了一件事情。美国政府突然宣布：“苏联把有限架数的米格23战斗机运进了古巴。现在，这种战斗机不仅仅是防空用的，而且很可能是具有载运核武器能力的D型。美国政府已开始认真地调查这一点。”如果调查结果表明它是具有载运核武器能力的米格飞机，那就是违反了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机”时美苏两国之间达成的“不把核武器运进古巴”的谅解。美国立即恢复了SR1超音速战略侦察机在古巴上空的侦察飞行。苏联本来的算盘是，先把防空用的米格23运进古巴作试探，看清美国的态度以后，再悄悄地部署载运核武器型的米格飞机。最后，由于美国极快地作出了强硬的反应，苏联的算盘落空了。但由此可窥一斑，苏联的鹰派路线已经逼近美国的喉咙了。尽管日中条约是以这样的形势为背景缔结的，日本政府却作出了奇妙的反应。当时的外务大臣在国会表态说：“这个条约贯彻了日本的国策——全方位外交，并不具有任何反苏的意图。”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样的说法实在是难以理解的。邓小平副总理就讽刺日本的态度说：“一面说反对霸权主义，一面又说实际上不反对任何国家的霸权行为，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在中国看来，日本由于日中条约的缔结而在中苏对立中明确地站到了中国一边。北京的领导人想，日本高高兴兴地吃下中国方面投放的诱饵——“巨大的中国市场”。不就是证据吗？实际上，如今谁都看得明白，日中友好和平条约在中国所推进的、形成世界反苏统一战线的格局中，具有对付苏联的战略性质。而唯有日本一国拒绝了这样的看法。日本方面的逻辑的根据是条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不是反对特定国家的霸权的。”因此，日本政府坚持说“这个条约不是反苏的”。这是典型的法律万能思想，认为法律条文可以左右现实的世界。这样的立场破产的日子，很快就在一九七九年初到来了。因为中国的邓颖超女士（已故周恩来总理的遗娟）说：“柬埔寨金边的陷落是越南的侵略造成的，是苏联的世界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中日两国应该把反对霸权主义运用到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上去。”东京不知道如何应付是好，只得保持沉默。日本因为没有看透中国的意图，所以，不久便遭到苏联的大报复。日本还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就是低估了苏联是个军事型国家这一点。苏联是个军事型国家的概貌，就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力量（四百多万人），它的军费实际上是全世界最高的（在七十年代末大约为一千五百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百分之十五）。苏联的对外政策，直接地或间接地得到了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的支持。支持的方式多种多样，从捷克事件那样的实际行使武力到贩卖武器，提供武器援助，派出军事顾问团，动用军队特别是海军力量进行示威，如此等等，应有尽有。例如，一九七八年苏联向别国提供的经济援助才四亿美元，而军事援助则是它的十倍，为四十亿美元。这个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上述问题。日本政府中有一些人模模糊糊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充其量不过是这种程度的认识：“蛮横而难对付的谈判对手”。日本处在也可以称之为二十世纪的斯巴达的军事型国家的鼻子底下，坦然地干了一桩为这个国家所最讨厌的事情——同中国提携。大势已定。苏联对美中关系正常化感到焦躁不安如果说支配了七十年代前半期的是东西方和解的缓和路线，那么，不妨说它的后半期再度退回到东西方紧张的寒冷的严冬状态。而且，中国加入了这个“西方”清楚的表明这一点的，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美中邦交正常化的宣布。在严酷的冬季中，在苏联引起最大反响的是一九七九年一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华盛顿。这次访问比这位副总理三个月以前对东京的访问给世界政治带来远为巨大的冲击。华盛顿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目的是简单明确的，就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从而在亚洲建立起防御苏联的壁垒。1978年访问北京的总统特别助理布热斯基已经断言：“一个强大而友好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言而喻，中国期待美国给予现代化--其目的在于加强对苏联的防御体系--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着对苏联来说，是比缔结中日友好条约更带冲击性的事件。尽管如此，苏联表面上装出了冷静的样子。在美中邦交正常化宣布之后不久，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给卡特总统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承认，美国和中国的新关系，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但是，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并没有忘记叮咛一句：“苏联注视美中关系实际上将怎样发展，将从中得出苏联决定政策所需要的应有的结论。”这是苏联的原则，或者也是企图通过炫耀美苏协调来孤立中国的苏联独特的战略。苏联对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真正看法，在一个意外的场合暴露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也有勃列日涅夫的智囊之称的苏斯洛夫书记向访问莫斯科的日本社会党访苏代表团发表谈话谴责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它接近了世界帝国主义（指美国）。美国的反动阶层现在企图为加强世界的反动阶层而利用中国”苏联认为，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世界形势的发展是，“美国、日本和中国携起手来收紧反苏包围圈”。苏联国防部机关报《红星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严厉地谴责说：“日美中三国正计划创设一个也可以称之为亚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政治军事同盟。”这家报纸指责说：“这个新集团是美帝国主义者、日本报复主义者以及中国大汉族沙文主义者的联盟。”它还指出，这个联盟的基础就是现有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及“目前正在拟订的美中条约”这三个条约。由于美中邦交正常化，连日本的归还北方领土要求都被苏联看成是美中针对苏联的敌对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于是，本来就难于实现的归还北方领土运动，面临更加严峻的状况。不管怎么说，邓小平副总理对华盛顿的访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邓副总理是美国人在战后首次欢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从中国志愿军大批干预朝鲜战争而开始了（美国人民的）那个恶梦般的时刻算起，美中两国领导人相隔二十九年之久，现在握手了。历史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逆转。为此而惊讶的美国人民驱走踌躇的表情，盛大地欢迎了中国领导人一行。出来欢迎的人越多，莫斯科的苦恼也就越深。另一方面，主人方面卡特总统也因此而清除了第一个任期四年里声望不高的状况，在一九八O年十一月的总统选举中再度当选了。做法和尼克松总统通过一九七二年二月访问北京而在当年秋季再次当选为总统的做法相似。卡特总统再次当选时，台湾问题没有成为太重要的争论问题。共和党参议员戈德华特等人虽然抵抗到最后，反对“出卖“台湾”，但是没有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当美中关系正常化时，美国接受了中国所要求的正常化三条件，即“一、断绝和台湾的外交关系；二、废除美合条约；三、撤走驻台美军”。作为交换条件，中国承认了“美国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且，北京答应不对美国在美中关系正常化以后仍向台湾“提供有限数量的防御武器”一事提出异议。中国方面还担心，假如武力解放台湾，对美关系就会恶化，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美国的资金和技术就进不了中国。而且，中国已经从一九七八年年底起中止继续了二十多年的对台湾海峡金门岛的炮击，并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当于日本的国会）的名义宣布：“将尊重台湾的现状。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以便不损害台湾人民的任何利益。”这些情况都是对卡特总统再次当选非常有利的。如上所述，美国从在东亚修筑强大的反苏防波堤的观点出发，抛弃了台湾，选择了北京政府。在这种场合，台湾什么罪过也没有。假如硬说罪过，那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台湾是一个远远对抗不了远东苏军的军事压力的弱小国家。华盛顿的这种设想只是使克里姆林宫更加焦躁不安了。有人认为，华盛顿所以急于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其目标在于巨大的中国市场。但是，这种看法不正确。美国参众两院经济联合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发表了一份长达一千页的题为《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经济》的详细报告。它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告诫人们不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作乐观的估计。它举出的主要理由是，石油的出口余力不会有大的增加，现在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的运输部门和电力生产难以大幅度改善。作为结论，它推算今后十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百分之六点五。这个数字比中国本身提出的百分之八点四的指标低得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邓小平有矛盾，对于邓小平的现实路线的反抗可能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美国的主要关心始终在于，从对苏战略上的考虑出发，充分利用中国。苏联清楚地了解美国的这种盘算。证据是，在美中邦交正常化前后，在中苏边境、中国沿岸活动的苏联舰艇、飞机的数量显著地增加了。每隔三天就派侦察机从蒙古东部的苏联空军基地起飞，越过边界到中国境内的内蒙古自治区侦察。中国空军由于没有配备足够数量的雷达，所以，非但谈不上击落苏联侦察机，就连发现它都困难。在中国东北地方（旧满洲）的东部边境，情况也相同。在哈巴罗夫斯克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边境上空，苏联空军常常派侦察机侵入中国领空。而中国空军派截击机起飞的情况是罕见的。大概是害怕由于采取不充分的对应行动而被苏联方面摸到防空能力方面的缺陷。在东海方面，一九七八年九月上旬，两艘苏联情报搜集舰在导弹驱逐舰护卫下接近到上海海面的领海边缘，炫耀武力和用电子武器搜集情报，连续活动三天，然后扬长而去。别的苏联情报搜集舰更是大胆，竟开进黄海，在山东半岛海面连续活动了两星期，而后，穿过对马海峡，向符拉迪沃斯托克方面返航。这是一九七九年一月的事情。另外，常常可以看到，苏联海军的熊式洋上侦察机（TU95）或者灌式侦察机（TU16）频繁地飞越对马海峡，在东海上向西飞行，到达上海海面以后便调头返航。在上海海面的舟山群岛设有中国海军的庞大的潜艇基地，配备了大约二十艘潜艇。苏联飞机侦察飞行的目的似乎是要掌握中国潜艇队的行动。苏联的舰艇、飞机如此异常接近（有一些是侵犯领空）中国本土，首先不外乎证明了克里姆林宫对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苦恼和焦躁。克里姆林宫还有别的苦恼。就是罗马尼亚的反抗。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下旬，在莫斯科召开了华沙条约组织首脑会议。这时，苏联要求华沙条约成员国增加军备费用，把各成员国军队指挥权移交给苏联。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猛烈地反对苏联的主张。他说：“罗马尼亚代表团反对加强军备和增加军费。不论什么人，谁都不能够参与指挥罗马尼亚军队。罗马尼亚军队的军事行动权限属于罗马尼亚议会、人民、党和政府。”对于以苏联为盟主的华沙条约组织来说，这等于是反叛。苏联塔斯社立即发表社论强调说，“军费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沉重负担，但在目前状况下乃是不得已的”，驳斥了齐奥塞斯库的发言。并且，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末，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列举保加利亚、东德、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五个东欧国家的名字，说这些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而有意地落掉了罗马尼亚。但是，罗马尼亚不向苏联的压力屈服，表示决心维护自主独立路线，表现了强烈反抗苏联的态度。这个自任罗马未裔的高傲的民族，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依然继续着它的反抗。苏联把势力伸展到了非洲、中东，却对东欧跟前的叛乱束手无策，这真是一个讽刺。罗马尼亚面临黑海，和苏联有陆地相连的边界。它的自主独立路线和南斯拉夫一起，一直是使苏联头痛问题。苏联国防部在一九八一年三月举行了长达两星期的大规模演习。演习地区广阔，东西达六百公里，从乌克兰共和国的喀尔巴吁山脉延伸到捷克的首都布拉格。这次演习命名为“友谊81”，也要求波兰、东德、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参加。演习内容是，突破山房地形占多数的边境的大规模机动作战、空降和飞机对地面进攻等等。其目的是测试以坦克为主体的苏军大部队的进攻速度。装备差的东欧国家军队被要求担任防御方面的角色。这时苏军的经验有助于不久便对中国发动的入侵战争。在被要求参加这次演习的五国中，唯有罗马尼亚拒绝参加。理由和一九七八年反抗苏联时一样。苏联不得已而要求罗马尼亚南面的邻邦保加利亚代替罗马尼亚参加。保加利亚人自从十九世纪中叶由帝俄帮助从土耳其的专制政治下获得解放以来，是世界上也为数稀少的怀有亲斯拉夫感情的民族。保加利亚军队不由陆路通过罗马尼亚，就到达不了演习地点捷克。但是，罗马尼亚拒绝保加利亚军队过境。结果，保加利亚军队不得已而搭乘苏联运输船由海路走，在黑海航行，从乌克兰的敖德萨港绕一个大圈子，被运到了演习地区。苏联国防部因耽误了演习开始的时间和承受多余的负担而大为恼火，但是也毫无办法。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初发生了一个事件，这才使忧心忡仲的克里姆林宫松了一口气。这就是苏联支持的越南进攻了柬埔寨，成功地推翻了亲华的波尔布特政权。克里姆林宫首脑们用伏特加酒干杯。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红着脸说，“同志们，今年的预兆好象不错啊”，露出了许久看不到的笑容。柬埔寨首都金边的陷落，对外被说成是国内权力斗争的结果。莫斯科广播电台和河内广播电台把这样的消息播向全世界。主要是说，抗议亲华派波尔布特政权镇压政策的柬埔寨园民自己建立了“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推翻了不人道的波尔布特政权。中国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支援了波尔布特政权，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相信河内广播电台播送的内容的人是极其有限的。因为，谁也不相信，从建立起还不到一个月的柬埔寨团结阵线会有那样的力量，仅仅两周期间就攻陷了柬埔寨首都金边。实际情况是，越军在一九七八年圣诞节当天，投入了二十个师的庞大兵力从几处突破了边界，一齐拥向柬埔寨首都金边。这个庞大兵力约相当于一九五O年北朝鲜突破三十八度线拥进韩国时兵力的两倍。柬埔寨人组织的团结阵线也参加了这次作战。但是，它的人员充其量不过万人，再加上训练不足，最多也只能帮助越军运送补给品。许多西方记者把越军这次大攻势称作第二个捷克事件。这当然是因为这次进攻的速度之快，仅仅两周时间的大攻势就攻占了邻国的首都，但也是因为他们看穿了在越南的背后有苏联的支持。中国从一九七八年七月停止援越以来，苏联几乎成了越南唯一的和最大的援助国。尤其是在当年十一月缔结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与其名称相反，其内容是加强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自越南战争发生以来，苏联所提供的军援更加增强起来。其成果便以推翻靠拢中国的柬埔寨政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了。克里姆林宫首脑们之所以露出久已不见的笑容，是因为越南周围国家甚至西方记者都认为金边的沦陷是“苏联的胜利”和“中国的败北”。东南亚国家开始风传，说中国不是“纸老虎”吗？苏联为了让越南接受它很久以来的野心，立即开始了行动。这就是要在越南的金兰湾为苏联海军建设大根据地。苏联驻越大使皮托戈罗多夫火速向河内首脑机构提出了这个要求，作为其交换条件，苏联破格提供二亿卢布的经济援助。但是，越南政府的反应却意外冷淡。共产党第一书记黎笋作了答复。他是越南的最高领导人。他说：“对于苏联在这次战争中的援助深表感谢。但是，如果让贵国使用了金兰湾，美国大概不会不闻不问。由于越南战争的失败而离开东南亚的美国，很有可能在军事方面再次返回这个地区。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我国准备迅速同美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也要从华盛顿政府取得经济援助。”这就是在越战期间摆弄了美中苏三个大国、难以对付的越南的自主独立路线的恢复。皮托戈罗多夫大使对于这个出乎意料的答复很吃惊，无言以对。与克里姆林宫的期望相反，在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等非共产党国家，苏联的威信也并未提高。毋宁说，更加警惕了。金边沦陷一个月以后，苏联向泰国提议，愿意援助建设大型钢铁厂和提供大量武器。苏联的主张是，希望把这些苏制武器用于讨伐泰国最伤脑筋的中国系统的共产党游击队。对于这项提议，泰国总理江萨说，“那种大型钢铁厂泰国不需要。武器通过商业方式从欧美国家购买就可以”，拒绝了苏联的建议。结果，金边的沦陷对苏联来说只不过是转瞬间的高兴而巳。就在这时候，苏联得到了能在国际舞台上大声谴责中国的良机。这就是中国开始进攻越南。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黎明，七个师约十万名的中国军队从两处突破中越边界，向谅山和老街方面侵入了十公里。中国自己对这次军事行动解释说：“这是对越南过去不断侵入中国领土、开枪杀伤中国人民的惩罚。”但是，苏联认为这可是天赐良机，与加紧支援越南的同时，动员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宣扬中国的行动是“传统的扩张主义的表现”。最后，在中越战争期间，中国尽管是暂时的，却在国际的宣传战中处于被动地位。尽管如此，苏联的威信也并没有大大提高。这是由于就在一个月以前发生的越南侵入柬埔寨的背后有苏联的支持，这在国际社会中记忆犹新。虽然发生了中国侵越事件，但中苏之间的相互指责，充其量是“互相抵销”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