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TXT全集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书籍作者:熊向晖
书籍类别:军事小说
书籍格式: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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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大小:解压后(3.84 MB)
书籍字数:309427 字
更新时间:2017-02-02 11: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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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来源: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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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没想到胡宗南竟是一个矮子。他表情矜持,显得有点做作。他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事先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举目审视,说:“请坐”,接着提出三或四个问题;我们回答时,他注意听,还注意看。
    到胡宗南部队“服务”?
    连载: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作者:熊向晖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我于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6月下旬放暑假时,北平还平静。清华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蒋南翔(蒋南翔,1913年生,江苏宜兴人。1932年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秋任中共北平市委学委书记。建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8年逝世。)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后见报载,清华、北大、南开三校
    合成临时大学,11月1日在长沙开学。我前往报到,但未遇见相识的党员。12月13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郭见恩(郭健),女,1913年生,湖南株洲人。1934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沙临时大学任党支部委员。建国后曾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交通部副部长。同我接上党的关系,我要求去延安。她说:上级指定你不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胡宗南,1896年生,浙江镇海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47年率部进犯陕甘宁边区,1949年败退四川,1950年逃往台湾。1962年在台北去世。部“服务”。她让我在该团路过武汉时,到八路军办事处找蒋南翔。
    发起组织该团并任团长的是湖南略有名气的妇女李芳兰,她和国民党一些上层人物有交往。自愿参加该团的约50人,有来自南京中央医院的医生、护士;有来自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有进步画家赖少其;还有20余名临时大学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该团的组成引起社会重视。胡宗南自江苏前线来电欢迎,还派来一位姓陈的亲信当指导员。和胡宗南的其他部属一样,他称胡宗南为“胡先生”。他说: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现奉命“转进”(“转进”是“撤退”的美称)……?我想起1936年初天津《大公报》连载名记者范长江写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我去图书馆查阅,找出这一段:“胡宗南氏,正驻在甘谷西面的三十里铺”。“他的生活情形,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记者有点奇怪,因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而却滔滔不绝的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中士如何,某个下士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这引起我的兴趣,想会会这个“有点奇怪”的人。
    经过几天准备,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途中发生一件“奇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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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讨论这一文件时,有的部门不少人知道“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指的是谁。熊向晖在一定范围内讲了这件事的经过。他说:当时毛主席没有问叶帅,因为叶帅会看到这类文件,不会不知情;也没有问外交部的同志,因为他们和总参无关。
    熊向晖非常钦佩毛主席的胆略、魄力和决断。他说:在处理基辛格秘密访华那样一桩大事的时候,我原以为这应该是压倒一切的题目。而主席却偏偏撇开这个主题,用很长的时间,很艺术的方式,先了解林彪的“五个大将”的问题,并作出他们还有后台的结论。这确是主席的独特和伟大之处。
    ??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这期间,有关单位把熊向晖当作“抢救对象”,希望他写出自己的类似经历。他曾考虑过,但没有动,认为如实写出来有很多困难,弄不好,还会引起误解或非议。今年(1986年)春节期间,有位老战友对他说:我们等着看你的回忆录哪。你快70了。身体也不好,再不写,难道还要带着这些材料见马克思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啊!?
    不久前,两位史学工作者访问了熊向晖,应他们的要求,他提供了一些他们认为是珍贵的史料,并概述了本文所记的情节。这两位访问者说:至少这件事可以载入历史。但熊向晖表示,要发表,最好取得旁证,并且最好在他死后。
    这又何必呢?尽管他没有授权,我也不是史学工作者,但我认为这段经历没有不可发表的理由。有些已出版的“纪实”可以胡编乱造,为什么有根有据的事情要留给后人去劳神呢?即使当事人的记忆与事实可能有出入,其他一些仍然健在的知情者也可以公开补充、纠正嘛。总之,我希望,我们自己的历史,最好由我们自己来写,不要留给后人,更不要留给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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