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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_分节阅读_第15节
小说作者:艾米   内容大小:3.84 MB   下载: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Txt下载   上传时间:2019-03-21 22:41:11
D-厉害,而且更带有文革的特征。宋宝琦一类不好好读书的混混,哪个时代都有,但谢惠敏这样“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类型的学生,可能是典型的文革产物。



《伤痕》里的晓华,很明显也是被洗了脑了,阶级性跃居首位,人性亲情退居N线,因为妈妈是叛徒,是阶级敌人,就跟妈妈断绝母女关系,八、九年不跟妈妈通音信。这在当今看来自然是叫人无法理解,但在文革年代却很平常,平常到做的人心安理得,甚至为自己的大义灭亲感到自豪和骄傲。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伤痕文学”是描写被文革扭曲的心灵的,尤其是扭曲的心灵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伤害。“伤痕文学”的作者在文革刚刚结束的70年代末,就敢于触及这个还没完全解禁的禁区,其勇气令人佩服,那些敢于将这两个短篇发表的杂志社编辑和报刊编辑,不仅有勇气,也有先见之明,合该写进文学史里去。



如果大家把《班主任》和《伤痕》找出来看看,会发现两篇小说的语言都非常“党八股”,完全是那时的所谓“帮腔帮调”,也就是文革期间常用的那种写法。



两篇小说都按当时的要求加了一个光明的尾巴,《班主任》的最后一句话是:



“这时,春风送来沁鼻的花香,满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欢笑,仿佛对张老师那美好的想法给予著肯定与鼓励……”



而《伤痕》结尾则是:



“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著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于是我们发现了“伤痕文学”的另一个特点:当作者力图揭露文革对故事人物心灵的扭曲的时候,他们的文字却相当生动地揭露了文革对文学创作的扭曲。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伤痕文学"至少具备两大特点:



1、描写文革对人物心灵的扭曲,尤其是这种扭曲对人对己造成的伤害



2、写作上反映出文革对文学创作的扭曲:比如光明的尾巴,人物性格的单一化,人物形像的平面化,语言的公式化、模式化、套话、空话等。



下一集的写作我想请大家都来参与,请你回头看一下《山楂树之恋》,看看故事里哪些人物的心灵被文革扭曲了,哪些人物没有,无论是扭曲还是没扭曲,都请从故事里找出事实来分析说明。至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语言,如果你有兴趣也请一并或专题讨论。我将把大家的留言汇编起来,同时加入我自己的看法,成就下一集,版权归所有参与者共同拥有。


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16)



这一集是很多网友联合研究的成果,版权归参与者所有,但为了行文方便,标题里仍然只用了我一个人的名字,请各位作者海涵。



在上一集里我对“伤痕文学”下了一个定义,即“伤痕文学”至少具备两大特点:



1、描写文革对人物心灵的扭曲,尤其是这种扭曲对人对己造成的伤害



2、写作上反映出文革对文学创作的扭曲:比如光明的尾巴,人物性格的单一化,人物形像的平面化,语言的公式化、模式化、套话、空话等。



这个定义是参照“伤痕文学”代表作《班主任》和《伤痕》而下的。参与答题的网友一致认为《山楂树之恋》不存在第二个“扭曲”,因为它没有《班主任》和《伤痕》那样硬生生加上去的“光明的尾巴”,它的人物性格是多样化的,人物形像是生动逼真的,语言没有公式化、模式化、套话、空话等。



可以说,从语言风格的角度来说,“伤痕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基本结束了。在那之后的中国文学里,光明的尾巴,“帮八股”(或曰党八股)式的套话空话等,已经不再盛行。



所谓不再盛行,并不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就没人写那样的文章了,扭曲的语言是很难一下就被扭回来的,扭曲的思维更难一下就被扭回来,而扭曲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扭曲的思维。即使到了现在,也还有人在用文革的方式思维,表现在语言上,就是文革式的语言。比如前不久在“山楂树之恋吧”就有人写了篇批判艾米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字句:“有德无才,不会对社会造成损害;无德有才,那就会知识越多越反动。”



说这话的人认为她说的跟文革当中流行的口号是不一样的,因为她是加了前提的:“无德有才”。殊不知,这正是文革当中的说法。文革当中提出这个口号的人,当然不会傻得连个前提都不要。但“德”不像“法”,法律是(supposed)一视同仁的,而对于什么是“德”,定义权往往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在文革时代(only?),那就是党嘴里一句话,党说你有德你就有德,党说你没德你就没德,拥护党就是有德,反对党就是无德。于是乎,这个“无德有才”的前提就被架空了,只剩下“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文革结束三十年后的今天,还能看到这样的文章,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文革当中,这种把“德”与“才”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不知道伤害毁灭了多少有才华的人。那时的口号是“又红又专”,但典型思维却是“卫星上天,红旗必然落地”。三十年前的静秋,就因为成绩比较好,经常有人说她“走白专道路”。三十年后的艾米,就因为写了一本书,出了一点名,就被人莫名其妙地戴上“有才无德”的帽子,可见文革阴魂不散啊!



沿用文革式思维,用文革式语言写作的大有人在,比如我上面所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典型的文革式思维和语言,但这样的写作,充其量也只能在网上贴贴,要想发表在正式刊物上,基本是没有可能的,更不用说进入文学史了。



艾米的父亲曾经说过:能被写进文学史的作品分两类,一类是有绝对价值的作品,无论放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有人会读,这样的作品因了文学史而流传,而文学史也因了这样的作品而流传。另一类是有相对价值的作品,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它出现在一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方,才具有了文学史上的价值,如果放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方,那样的作品就可能没人读。



《班主任》和《伤痕》属于第二类作品,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它们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但我们现在来读它们,会觉得“惨不忍睹”。网友WORLDLING说:“艾米的山楂树比刘心武的班主任写得好得太多太多太多了!班主任读得我起了好几身的鸡皮疙瘩:P”



这不是在贬低刘心武,刘心武的写作水平是不能用“班主任”来衡量的,他后来写出的书,每本都比《班主任》高明。但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7年,他只能写出《班主任》那样的东西,一是他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语言风格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革语言的影响。二是他在那样的时代不得不使用那时的语言,不然就不可能发表。



据说卢新华的《伤痕》里最开始曾有“车窗外一片漆黑”这样的句子,这本来只是交待一下女主人公坐车回家乡的时间,但编辑担心会被人分析成影射我们的社会是黑暗的,所以要求作者改成“车窗外灯火通明”。



《伤痕》发表后一年左右,中国文坛还围绕能不能描写阴暗面整出一场“歌德”与“缺德”的争论。1979年,《河北文艺》6月号发表了署名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中说:



“我们的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它的党性原则和阶级特色仍然存在。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既然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和阶级性没有消失,那么,就存在为哪个阶级歌德的问题。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有著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当然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有些人不愿这样做,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也不强求他非这样做不可,阶级感情不一样嘛!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来看这样的文字,仍然有不寒而栗的感觉,想想《班主任》和《伤痕》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发表的作品,两位作者无疑是勇敢的作者,发表这两篇作品的编辑无疑是勇敢的编辑,而敢于刊载这两篇小说的刊物无疑是勇敢的刊物。



艾米的《山楂树之恋》写成于三十年后的2006年,最早是在网上连载的,既没有党的监视,也没有编辑的干预,所以她写得比较自由。她尽可能地保持了人物语言方面的文革风味,但她的叙述语言,跟文革语言是完全没有相似性的,所以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山楂树之恋》绝对不是“伤痕文学”。



那么《山楂树之恋》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是否心灵被扭曲了呢?



有读者提议在谈论人物心灵是否被“扭曲”之前,得给“扭曲的心灵”下个定义。网友艾友友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



“有人在文革里造反,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还有的人是真诚相信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的;有人揭发自己的家人,跟自己家人划清界限,是为了保全自己,或者往上爬,还有的人揭发家人是真诚地认为那是为了家人好;有人批判某些书-黄-,是为了显得自己革命,捞取政治资本,但私下里他们就喜欢看那些-黄-的部分,还有些人是真心认为那些书-黄-的,看了会觉得恶心。所以我觉得-心灵扭曲-就是那些从内心认同文革那些变态理论的人。”



很多网友在认真阅读原文的基础上得出了“主要人物心灵没有扭曲”的结论,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到文学城艾园或百度艾园《命运恩赐(15)》下面查看那些评论,我这里就不大段摘抄了。



文革的“变态理论”究竟是些什么理论呢?让我们再回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去找答案。《班主任》里面的谢惠敏,出身工人家庭,是当时的“红五类”,她是虔诚地相信阶级斗争观念的,她的价值观审美观都是标准的文革式,一看到《牛虻》这样的书,就认为是“黄”书,就要展开大批判,不批就心里难受。《伤痕》里的晓华,也是虔诚地相信阶级斗争观念的,哪怕是自己的母亲,一旦被打成了阶级敌人,做女儿的就与其划清界线,连母女关系都不承认、更不保持了。



所以文革造成的“心灵扭曲”,其最大特点就是用阶级的观念看待一切事物,用阶级性代替人性,用阶级立场代替真理,具体来说,就是信奉两个“凡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既然“我们”是指无产阶级,那么“敌人”当然就是有产阶级了,凡是有产阶级拥护的事,我们都要反对,于是有了“越穷越光荣”的价值观,有了“黑红脸膛”的审美观,有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亲情观,有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德才观,有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观。



可以这样说,凡是发自内心地信奉这些观念的人,他们的心灵就是被扭曲了的。由于这些观点的盛行,有很多人虽然不信奉,但也不敢公开反对,不然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那些人的行为可能被扭曲,但心灵并没有被扭曲。敢怒不敢言,是文革时期人民生活的一大特点;言不由衷,是文革时期人们不得不采取的生活方式。



用静秋的话来说,就是有两双眼睛,一双眼睛是心灵的眼睛,代表的是内心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另一双眼睛是脑子里的眼睛,代表的是“官方”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两双眼睛就一定得配上两个嘴巴,一个嘴巴说的是心里话,另一个嘴巴说的是“官方”允许说的话。



那时能说心里话的范围一定是很小很小的,因为亲情已经被阶级观念所代替,阶级斗争的弦从早到晚都绷得紧紧的,朋友之间互相揭发、亲人之间互相揭发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有时是出于公报私仇,比如有个妻子就是因为跟丈夫吵了几句嘴,就跑去揭发了丈夫曾经用带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包咸鱼的事实,于是将这个丈夫送进了监狱。还有的是虔诚地相信自己的亲人做了反党反人民的事,活该揭发出来送进监狱的。那时有亲自将子女的“反动”日记交出去,将子女送上刑场的父母,也有将自己父母的“反动”言行汇报给领导,将父母抛进监狱的子女。



文革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说真话的代价往往是惨重的,连中小学生写作文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说真话,作文可能不及格;说假话,良心上又过不去。据说那时的父母最怕与孩子探讨“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叫子女说假话吧,怕子女变成了撒谎的坏人;叫子女说真话吧,又怕招来杀身之祸。



《山楂树之恋》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静秋看到张村长的那一刻,她就知道这教材真的要靠“编”了,因为张村长不符合当时对正面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的描写。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又来了一个新的问题:山楂花是不是烈士鲜血染红的?她的心里当然知道山楂花不可能是烈士鲜血染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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