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5日，裁减川军，南京政府隆重召开川康整军会议。
    1937年7月4日，四川德阳，国民革命军41军122师作战室，少将参谋长赵渭宾盯着墙上的中国地图查看，在日本、东北、长城、平津、西安、陕北、重庆、成都一线比划，自言自语地说：“但愿不出事，要不然太可怕了！”
    随又走到靠近窗户的川康地图前，在重庆到成都、德阳、绵阳一线比划了一阵，最后坚定地说：“应该不会出事，否则太不可理喻了。”边说边踱步到窗前。
    这时，他注意窗外远处的小操场上有人连续发出“嗯、嗨、哈”的低吼。顺着声音望去，果然是师长王铭章又在舞刀。
    赵渭宾印象中，王铭章以前舞刀从不像今天这样连声低吼，从吼声中，赵渭宾感受到了老搭档内心的烦躁。他微微笑了笑，转身出门，向王铭章那儿走去。
    赵渭宾远远看见，那把铁灰色的虎头刀，和刀把后面的褪色红飘带，随着身体魁梧的王铭章前进后退而左右挥舞、上下翻腾。走近王铭章身边时，一趟刀刚好舞完。
    “师座，你这刀今天好像特别兴奋啊，宝刀不老哟。”赵渭宾笑道。
    “唉！幸亏宝刀没老，要不然，这次整军，连我也要被裁减掉哦！”王铭章苦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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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父虽然多年在军界工作，但性格和爱好仍不脱文人的气度。由于早年受李培甫先生的影响，所以旧文学根基很厚（先父牺牲后，成都的著名文人刘豫波先生的挽联中有这样的评价：“久病说当年，最难忘春树淡诗，自愧我识途老马”）。1926年以后，生活比较安定，先父便根据自己的喜好，购买了大批书籍，其中包括廿四史、各类子书、名家诗词文集等。对于能代忠臣义士的著作，如岳忠武王集（岳飞）、文山先生集（文天祥）、史阁部集（史可法），更是百计求购，置诸案右（这些情况见先父在书上所写的跋语，这些书现藏于四川大学图书馆）。在史书中，尤其重视明史、宋史。我当时正上初中，曾遵命逐卷阅读。‘所藏图书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进步书籍，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河上肇、巴格达诺夫、鲁迅、邹韬奋等人的著作，以及少数马克思原著（如李一氓译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都是1927年以后出版的，在当时算是禁书。这些书是在先父阵亡后，我清理遗书时发现，都是先父阅读过的。
    “七七事变”前后，先父在陆军第41军122师任少将参谋长。这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一天比一天严重，先父的以身许国抗拒外侮的思想也日趋成熟，很自然地接受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了进一步认清形势，先父阅读了大批有关抗日救亡的进步书籍。我当时正值暑期回家，先父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单，命我到生活书店去购买，“八一三”以后，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求抗日的呼声中，先父与122师师长王铭章将军毅然请缕杀敌，抛家别子，奔赴前线。
    1937年12月，敌军占领济南，其后续部队陆续在青岛登陆，山东战局日趋紧张，1938年初，先父随王铭章师长奉调由山西转赴山东前线。3月初旬，日军矶谷师团由津浦线向南进犯，企图攻占徐州。王铭章将军奉命固守滕县。从3月14日起，敌军即开始全线进攻，我军奋勇迎战，虽然阻住了敌军，但由于装备劣，死伤惨重。到3月17日下午，敌军已占领滕县南面城墙和东关，王师长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挥督战。至5时许，西、南两面城墙我军死伤殆尽，陷于敌手，敌人从城墙上集中火力向城中心射击。王师长率部突围夺路不成，乃从城西北角登上城墙继续指挥作战，这时敌军已占领西门城楼，继续向前迫进，在此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王师长和先父及其他随从人员乃利用城墙上的电线缝闯出去，准备到火车站去指挥布置在那里的124师372旅继续与敌人搏斗，不料刚走到西关外电灯厂附近，即被西门城楼之敌军发现，一阵机枪扫射，王师长腹部中弹，伤势危殆，先父中弹倒入城壤，当即牺牲，王师长旋因伤重气绝。同时中弹牺牲者还有122师副官长罗甲辛、少校参谋谢大塘等十余人。这时已近黄昏，少数幸存者乃利用黑夜突围，绕道微山湖转至后方。
    王师长和先父阵亡后，集团军首长曾以重赏寻求忠骸，直到当年四月，才在当地群众协助下被红十字会人员找到。王师长的忠骸随即运回四川，先父的忠骸未能运回，在滕县就地安葬。
    从1938年到现在已经五十四年，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五十四年里，我们的祖国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啊！你生前向往的、追求的新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祖国除台湾外早已统一，封建军阀已被消灭，中华民族已列入世界伟大民族之林，再不会受人欺侮了！你的儿女也都已长大成人，遵照你的教导，都献身于祖国国防建设事业，成为国家的高级技术干部，并且都入了觉。你英灵有知，应当含笑于九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