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我的年龄虽小，但已开始记事，尤其是在长辈和大同学的影响下，对于“八路”、“鬼子”、“二鬼子”（伪军）这些不同的概念已分得很清楚。开始一个阶段，我还没见过穿军装的八路军，但可以经常接触穿便衣的武工队和“包袱客”，就是深入村庄开展工作的地方干部，至少在我们山东省黄县那一带，他们习惯携带一个布包，因而得名。至于敌军，多半是在据点和黄县县城里见到的。就我那时的记忆，是在邻居的大人带我到距本村七里地的芦头据点看大戏时（我们那边叫“听戏”），看到一个肩扛一杠三花的伪军官，大人告诉我这人是个中队长。我随父亲进县城赶集时碰到过一个“真鬼子”，敦实个儿，仁丹胡，腰挎指挥刀，两脚蹬着皮靴。他的皮靴跺在东关大街磨盘石铺的旧路面上，特响，赶集的人一见这小子，都会躲得远远的。
    天亮之前——数据点，童年时枪炮声频频应该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43年、1944年之际，形势已开始好转，我军在许多地方展开了局部反攻。那两年间，我们那一带的庄户人家经常听到枪炮声，白天是小股部队的“接火”，晚上是我军拔除日伪军据点的战斗。往往是半个夜晚，枪声密集，间或也有迫击炮和掷弹的响声。而最震撼人心的，是我军用炸yao包炸毁敌军炮楼的轰响。农家的窗户纸因此不住地震颤，人们几乎整宿不能入睡。我一面听着枪炮声，一面听大人们的评论：“听，这是地瓜药鼓炮楼！”我至今也不清楚，为什么他们将炸yao称作“地瓜药”。